中国新罢工潮的迹象
2011年12月13日
原文“Signs of a new strike wave in China”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ww.wsws.org)于2011年12月10日发表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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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罢工。虽然这些纠纷仍然是小型和孤立的，它们标志着一个深刻的转变。2011年工人阶级在国际范围转入的斗争——始于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并蔓延到欧洲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示威运动——已开始在中国找到其反映。
正如欧美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正面临紧缩和失业率的上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也转化为中国出口订单的损失。反过来，在中国的那些血汗工厂主们因面临着利润空间的缩小，便将负担转嫁到工人，从而挑起最新的工业动乱。
罢工震撼了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工厂。11月17日，裕成鞋厂有7000名工人为保工作而罢工，反对公司计划向劳动力更廉价的内陆转移。其后加入罢工的是一家大型内衣生产商黛丽斯的数百工人和另一家台资电脑配件厂的1000名工人。两场抗议都是反对过多的工时和低工资。
最近，深圳海量存储设备公司的4500名工人自上周日来为保工作和条件举行了罢工，事因工厂被售给了美资硬盘厂商西部数据。如在其他停工事件一样，中国当局作出的回应是动用警察国家措施，派遣防暴警察去对付占领工厂的2000名工人。
中共政权敏锐地意识到这次工业动乱与去年因工资问题在本田汽车厂开始的罢工浪潮不同。最新的罢工并非为了更高的报酬，而是要捍卫现有的就业机会和条件，因雇主在各方面都在削减成本，又施加更长的工时和无偿加班。
已有分析表示关注这次的就业损失可能会像2008年那样严重，当时两千三百万中国工人失去了工作。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劳工观察主任李强最近警告说：“大规模的工厂裁员将增加中国城乡地区的抗议示威和社会动荡，特别将刺激那些下岗的工厂工人和尤其是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民工。”
北京最担心的是工人的协调行动，例如成千上万的百事公司工人上月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跨五省的联合抗议，反对一个合并计划下造成的工作流失。措手不及的北京当局随后下令其网络警察在微博服务中封杀了“百事罢工”这个词。
面对更广泛动荡的前景，中共的最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周永康在本周警告各级政府急需建立一个“社会管理体系”——这是实行警察国家措施的委婉说法——“特别是面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共官僚仍被中国上次的革命危机所困扰——即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其他城市的工人和学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该政权不得不部署坦克和数以万计的士兵去粉碎一场因资本主义复辟对生活水平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而涌现的工人阶级抗争。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的大规模资本主义扩张只是加剧了社会的矛盾。由于中国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厂，工人阶级已经大大扩大到估计为四亿之巨。没有参与1989年抗议活动的农民，现也已通过千百万的农民工与城市紧密相连起来。
斯大林主义政权不能依靠国家经营的工会去遏制动荡不安的工人阶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功能是直接代表政府和企业去监控职工。当工人采取罢工行动时，没有人会去找这个组织寻求支持。
例如在最近百事公司的罢工，工人们就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并举行了自己的大会，以指导斗争。后来11月30日的协议未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兰州瓶装厂的工人便决定继续他们的抗争。
然而，许多工人对独立工会抱有幻想，以为这为争取自己的利益提供了一种手段，而这些正是由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主任韩东方所主张的。韩是1989年抗议活动中的一位工人领袖，他的明确目的就是要使任何罢工运动“去政治化”，换句话说，要防止任何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政治挑战，并将工人的需求局限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良之中。
中国工人与世界各国的同行们一样，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标准都面临着一种协调一致的攻击。在中国，这个进攻是由中共政府在企业界精英的利益所指导下进行的，尽管它偶尔会作些社会主义的空谈。
今年中东、欧洲和美国的激烈抗争的政治教训是工人阶级只有通过一个争取工人政府的革命斗争去开展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由于现代生产的跨国性质，中国工人与他们的国际阶级兄弟姐妹们联合起来，去与同样的全球性公司作斗争，是有客观的必要性的。
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党要建立在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背叛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之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在中国建设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一个支部。
陈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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