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下的义乌“中东街”，三个也门男孩一起走到一个卖烤羊肉和烤馕的木炭大烤炉边，用娴熟的普通话点了菜，然后继续用阿拉伯语闲聊起来。
旁边的埃尔比勒饭店里，两个约旦男子正在一起吃饭，桌上是满满一盘的烤肉和蔬菜。街边转角处，两个男子坐在一起吸着水烟。泽勤（Zekeen）超市里可以买到方便面和清真肉食，一个头戴希贾布头巾的非洲妇女采购了大包小包的物品。对面一家既卖运动鞋又卖性用品的商店里，匆匆走出两个俄罗斯的年轻女子。
不同社区、宗教和语言混合的环境让义乌逐渐成为了中国最具多元文化氛围的城市；这个充满冒险精神的华东城市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淘金者。马克·雅各布在《中国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案例研究》一书中写道，“花上一美元或一块钱，你就可能在这里买到任何东西”。
他们来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义乌有一个规模超群的巨型商业中心，总面积550万平方米，共有超过7.5万家商场。这里为全球的廉价商店供应塑料制品，例如假花、彩珠、头绳、充气玩具、金属箔丝装饰、派对帽、雨伞等。义乌是全球180多万种商品的来源地，圣诞装饰品的占比更是高达70%。
2002年，吉尔哈·加哈瓦成了来到义乌的第一个印度商人，那时候这里还没有宽阔的马路和高耸的摩天大楼。他告诉我们：“如今，全球各地的零售商都离不开义乌的产品。谁都可以来到义乌做买卖，然后把产品销往全球各地。你不用去中国的其他地方，在义乌就可以一步到位。”
当地政府深知市场需要稳定的客源，多年来一直积极欢迎外籍人士来到义乌。火车站采用了中、英、阿三语标识，政府发行了英文周报，最近还开设了当地第一家国际学校。随着中东与北非商家的增多，政府考虑在公立学校中开设阿拉伯语课程。
此外，当地政府还会组织当地1.3万多名外籍人员的社区代表召开年度大会；在今年2月举办的大会上，13名政府官员与来自土耳其、阿曼、埃及、马来西亚、韩国和北苏丹的外籍人士代表在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就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义乌的这种联合会议在全中国不多见，义乌的社会自治程度整体来说也比较高。维也纳大学非洲研究领域专职教授亚当斯·波多姆曾经在非洲学术研究网站潘巴祖卡
上发表过一篇相关研究。他认为，义乌居民享有非同寻常的信仰自由，每周五都有上万人来到当地新建的大型现代清真寺中参加礼拜。义乌政府甚至会为开斋节和排灯节这样的宗教节日举行庆祝活动。
义乌市副市长熊涛表示：“义乌市政府致力于为外籍居民提供更好的居住、工作和经商环境。一直以来，义乌都是一块试验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有了真正的发展。当其他人还顾虑重重，等着老板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坐着干等，我们开始了致富之路的探索。”
熊涛表示，当地政府一直在尽可能地精简政务，例如发放两年期的居住许可（有效期是标准居住许可的两倍），在市场内设立税务和签证办事处，提供在线登记服务，同时引入外籍人士身份证制度。
这种对外来人士的热情欢迎在中国并不常见。与义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媒体报道和学术文章对广州的非洲社区的偏见和敌意，尤其来自警察队伍。广州当地人称非洲社区聚居的小北路为“巧克力城”。在中央电视台一档关于广州城市融合的专题报道中，一位当地居民表示，非洲人“闻起来臭臭的”。
熊涛表示：“能够与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相比较，我们感到很荣幸。义乌的外籍居民主要是商人，所以他们总体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且大多都有稳定的工作。义乌一直都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城市，因为我们就是一座贸易之城。”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当地政府对外开放的政策。一些不愿公开接受采访的非洲商人表示，如今义乌的种族关系（尤其是与穆斯林群体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其中的一位商人表示，“我们来中国经商的时候，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欺骗我们。”
为了保持顺畅的贸易关系，当地政府将由50人组成的市场监督协调委员会中近半数的席位都留给了外籍人士。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提高争端解决的效率，因为外籍人士之间语言与文化背景更为接近。
为了拍摄名为《大批国》的纪录片，导演丹尼尔·惠兰在义乌待了好几个月。他表示：“义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移民，既有国内的移民，也有国外的商人。当地政府在着眼外部世界和引进外籍人士方面经验丰富，但是在市场方面态度则略有不同。显然，如果没有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家，这个市场根本不会存在，但是双方却又都对对方充满怀疑。”
如今，全球经济形势紧张程度进一步加剧。阿马尔·穆罕穆德·卡马尔·伊萨·阿舒尔是一位开朗又有抱负的埃及商人，他不仅中文流利，还有一个中国商贸学位和MBA学位，而这样条件的外籍商人正是最受义乌市政府欢迎的。尽管阿舒尔已经在义乌生活了8年，但他对今后的长期发展仍表示担忧，他说，“现在埃及的经济出了问题，我们的主要商贸合作国，例如也门、利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也分别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整个贸易环境都在走下坡路。今年的贸易量恐怕只能达到去年的一半。”
“所以，我在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作为一个外国人，很难在中国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变幻的经济形势、中国对出口的关注减弱、以及义乌种族关系紧张等问题，让许多外籍商人开始质疑他们长期在华贸易的经营模式，有些人甚至已经有离开的意向。
阿舒尔在义乌一直干得不错，还资助了他的三个弟弟在埃及的教育开支。但是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在这里经商其实很困难。我想要做那种高质量、高水准的生意，但是我现在感觉越来越疲惫不堪了。”
2012年，一群印度商人因商贸争端遭到绑架，当地紧张局势迅速升级。印度大使馆甚至发布公告，建议印度商家“不要与义乌进行商贸往来”。
当地官员面临的挑战还不仅仅是当地居民与外籍居民的和谐共处。义乌本地居民大约有77.1万人，而蜂拥而至的外来人口则有125万人，他们大部分都是贫困的中国农民工，集聚在职业介绍所外希望能够获得一份工作。而阿拉伯商人的大批到来也吸引了不少中国穆斯林前来寻找商机，他们基本上都是回族和维族，通晓普通话和阿拉伯语。
这些农民工与较为富裕的外国商人和本地居民有着极大的不同，他们受教育的程度相对较低。据统计，所有义乌居民中，只有不足5%的人拥有大学学历。
为了维持义乌的经济发展，当地政府需要把工人、卖家和买家这三类人都留下来。然而，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转型，不再以出口为导向，义乌也必须重新规划未来的发展路径。比如，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将发展重点由出口转为进口，为进口商品引进全新市场，帮助商家建立网站参与在线竞争；同时开辟创新园区，鼓励更多增长型企业和创新企业入驻。
这一经济转型的关键举措则是开通了一趟12天到达伦敦的货运火车专线，第一列列车已经于今年1月到达伦敦。该趟列车共有34节车厢，运送的义乌商品包括衣物、箱包和小家居用品，其中10节车厢已经在德国杜伊斯堡中途卸货。负责该项服务的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表示，与传统空运相比，火车的运费少了一半，而速度则比海运快了整整两周。
这趟列车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比利时、法国，最终抵达英国。义乌-伦敦专线是中欧之间直达的第15趟铁路线，而此前义乌已经与马德里、里加、伊朗、阿富汗和哈萨克斯坦先后联合建立了直达货运火车线路。这趟列车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振兴古代丝绸之路，开辟中国贸易发展的新时代。
熊涛否认了义乌外籍社区规模正在缩小的说法。他表示，去年一年义乌的外籍人士访问量就增加了10%，居住许可证发放量也增加了6%。但是从民间来看，许多商家已经开始讨论离开义乌，贸易量下降应该是主要原因，各方关系的紧张也是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