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崩溃的恐惧
作者: 陈骏
2011年10月10日
原文“Fears of an economic meltdown in China”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ww.wsws.org)于2011年10月7日发表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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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不稳定性的增长已经引发了国际分析家们担心世界资本主义将面临另一次的冲击。
全球关注中国崩溃的一个明确指标便是中国主权债务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净值的上升——这是一种针对中国政府违约的保险。目前这已达83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0，比葡萄牙和美国银行还靠前。才两年前，中国的CDS总额是16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227位。
彭博新闻社10月3日的社论标题:“中国的垮台，而不是它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全球威胁” 概括了这种情绪。它警告说，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被低估的货币、大量制造业的投资和集中于出口”为基础的扩张，已经达到了其极限，这对“美国和欧洲有影响深远的后果，因为两者都越来越依赖中国。”
社论列举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因为现在年轻的工厂工人对生活水平和工资有更高的期望，威胁到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平台的作用。其二，自2008年底以来, 经济刺激的措施已使国有银行发放了达数万亿多美元的廉价信贷，“带动了过度的投资, 将房地产价格推高到很多家庭都无法负担的水平，这加剧了社会矛盾并可能使这个国家破产。”
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客对中国高涨的危机所提供的常规答案便是呼吁中国对经济进行“再平衡”：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已到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近一半之多的荒唐和不可持续的水平，它必须扩大国内消费去吸纳中国庞大的工业过剩的生产能力，以弥补出口减少的差额。
在现实中，中国扩大国内消费的空间很小。在过去的两年中，跟随一波罢工浪潮后，工资的有限上升，迅速导致了中国的全球市场份额的侵蚀，因为制造商都转移去了廉价劳动力平台方面的竞争对手，如越南和印度。彭博指出，扩大消费是“棘手”的：“消费者需要更多的收入，那么企业就必须支付工人更多的钱。消费者还需要一个强势货币，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这将使出口商自己失去一部分的竞争力。储蓄者需要获得足够高的回报，以保证自己的退休生活，这又使银行和企业的借贷成本上升。”
社论继续说：“因此，中国大幅的工业可呈现无利可图的局面。不良贷款可能会迫使政府向银行注资。占中国经济46%的固定资产投资——相比之下美国的只有12%——可能大幅下降，这将破坏增加消费所需的就业增长。 总之，中国的出口-驱动型模式可能在消费者还未能起来填补之前便土崩瓦解。在这样的危机中，中国经济的份量将成为一种负担。”
受影响尤为严重的将是以商品为基础的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其矿产和原材料对中国的出口在近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大卫 • 波茨于周一在《悉尼先驱晨报》表达了澳大利亚企业界的关注：“我们对中国的依赖是无可争辩的，顺便指出，[澳大利亚财长]斯旺应与他的中国同行分享他的年度财长奖，因为他们使经济避免衰退所做的比他的多。” 他指出，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带动了对商品的需求，从而蔽护了澳大利亚经济和避免了经济衰退。
波茨警告说这一次中国却不能拯救澳大利亚了。使澳大利亚“担忧的事”，他指出，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正在放缓，而是它再也不能依赖出口和投资在厂房、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增长——而所有这些都消耗巨量的钢铁，从而刺激来自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镍和焦煤的进口。
波茨评论说，甚至“比商品价格更大的泡沫”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这并不是它想要的”，他补充说，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它成为了自己的压制兑美元汇率政策的受害者”。现在北京卖不出其大量持有的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他解释说，“买了这些东西也就被困住了。如果它试图抛售它们，它会使全球金融体系也倒下来。”
波茨指出，中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不意味着它是“无债一身轻”。虽然官方债务水平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经济学家怀疑它可能高达90%，因为很多债务是由市政当局以土地为抵押而积欠的，不会出现在官方帐户中。正如你所料，当一个地方政府被允许胡来的时候，许多贷款便被浪费在不符合经济原则的项目里面。”
不久前，像波茨这样的分析家谈到了由于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拖欠偿还贷款而违约的中国式“次贷危机”的爆发。现在不良贷款的风险已意外地扩大到了高度杠杆化的中小型企业。正当北京宣布已成功遏制物价上涨，其信贷紧缩的政策却使中小企业被迫转向“地下”放贷人，而他们收取的年利率高达180%。
这场最新的危机的焦点是温州——这个曾几何时是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典范。 自今年四月起，超过90家企业已经倒闭，企业老板逃跑或自杀，工人则抗议拖欠的工资。这个乱局促使总理温家宝在本周视察温州时，下令打击非法的高利贷。
评论家们警告说，这些企业倒闭只是冰山的一角。去年出现的地下贷款市场估计总资本约有2.5万亿人民币（即3910亿美元）。大约一半的贷款来自国有商业机构的再贷款以收取敲诈性的利息，其余的则是私人资本。
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鉴于制造业低迷的盈利，许多公司正在使用他们的业务作为抵押，向非银行财源借贷，然后在某些情况下以更高的利息再放贷或从事房地产炒卖。用兴业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姚伟的话来说，中小型企业“都愿意以这样的高利息借钱反映出他们要么是在绝望中找现金或他们正在参与投机，因为没有实体的业务可以产生这样高的回报去支付还款。”
根据《新闻晨报》周二的报道，温州的制造业基础已被转换成一个投机的“虚拟”经济。例如，在2001年温州有4000家生产打火机的企业——占世界总产量的80%。十年后，却只剩下100家了。相反，资本都被引向了房地产炒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商人告诉该报说，他的有1000名工人的工厂“艰苦劳动”一年的利润还不不到一百万元人民币，而他的妻子在上海只是投资了10个物业八年来便赚了三千万元人民币。
由于全球经济的不景气，楼价下跌和出口订单大幅下跌，中小企业用以借贷的抵押品的价值也将下降，从而导致普遍的企业破产和失业。
彭博的社论非但没有看到任何解决的方案，而且承认：“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做不了什么去影响中国的命运。” 它继续说：“相反，欧洲和美国需要把重点放在减少自己的脆弱性：离零不远的增长率的时间保持越长，就越有可能因一个意外的冲击——例如一场中国危机——而足以使他们再度陷入衰退。”
这个评论突出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不仅不能够拯救世界资本主义，而且本身正在迅速成为经济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来源，进一步加剧这场正在深化的全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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