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施耐德和金斯堡在一起北岛
盖瑞请我到他的写作课上去讲讲。他告诉我，只要天气许可，他的课几乎都在户外。我们来到戴维斯(Davis)植物园的一片草坪上，同学们把两张野餐桌并起来。那形式有点儿像野餐，不过吃的是诗。盖瑞坐在中间，他问谁最近写了诗。大家互相看看，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子举起手，开始背诵，声音有点儿紧张。一首情诗，关于爱人的眼睛。盖瑞闭眼倾听，他请女孩子再背一遍。她得到鼓励，深吸了口气，这回声音舒展，很动情。盖瑞点点头，作了简短的评论。然后轮到我。
对于教写作，盖瑞倾向于一种东方式的师徒传授关系。如果那位师傅恰好是大学教授，徒弟算是找对门了。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学生是带着这种东方式的隐秘冲动来拜师的，我怀疑。大学就是大学，按艾伦•金斯堡的极端说法，大学的功能只是在“编目录”。盖瑞对我说：“当然，灵感在大学里是不能教的。”他宁可让学生们夏天跟他进山干活，获得灵感。
盖瑞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深深的皱纹基本上是纵向的，那是烈日暴雨雕刻成的。若不笑，给人的印象多半是严厉的。但他很爱笑，笑把那些纵向皱纹勾联起来，像个慈祥的祖父。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似乎有意遮住其中的光亮，那眼睛是用来眺望的，属于水手和守林员。
他和艾伦的性格正好相反。艾伦疯狂、任性、好动，像火；盖瑞沉静、宽容、睿智，像水。按理说，水火不相容，但他们俩却成了最好的朋友，友谊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盖瑞跟我讲起他和艾伦的头一次见面。那是五十年代初，在伯克利校园的自行车铺，他正在打气，艾伦走过来，作自我介绍。算起来，那时他们才不过二十出头，震撼美国的“垮掉一代”运动还没有开始。
盖瑞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大学混了一年，他作为水手出海了。上岸后，他在西北山区当守林员。再下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东方文学，翻译寒山的诗。然后随寒山一起去日本，一住就是十几年，其中出家三年，削发为僧。最后师父让他致力于佛经翻译，于是还俗。也幸亏还了俗，美国诗歌才获得新的声部，环境保护运动才找到它的重要代言人。他回到美国后，在北加州的山区定居。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他和艾伦时，他给我看他和朋友们在山上自己动手盖房子的照片。那次见面是秘密的，大概由于我神经紧张而引起错觉，照片上的房子和人都是歪斜的。我当时掠过一个念头：他们准是疯了。
从去年春天起，我一直盘算着去山上朝拜他的这座“庙”，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开始“疯”的。但阴错阳差，未能成行。去年年底，他的日本妻子卡柔又查出癌症，实在不便打扰。据盖瑞描述，他的“庙”和一般的美国农舍相比，除了禅堂，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不拒绝现代技术，家里有煤气，有电视，有电话电传，甚至还有电脑网络，不过他们的厕所是原始的。他讲起一对夫妇做客的故事。那来自文明世界的妻子，突然从原始的厕所里蹿出来，惊呼：“里面有蜘蛛!”她在那儿完全不能进行必要的循环。她问盖瑞，最近的一家带冲水设备的厕所在哪儿？盖瑞告诉她有三十英里，在一个加油站。于是他们开车六十英里，去文明世界上厕所。
不知艾伦是怎么被说动的，也在盖瑞家附近买了块地。那个因现代文明发疯的诗人，绝不可能搬到文明世界以外来，那样只能加重他的病。艾伦跟我提起过这块地，说他将来要在上面盖房子，请朋友来玩。他试着用自己的声调讲盖瑞的故事。对他来说，那恐怕是一种投资，至少是对友谊的投资。在汉城，他讲起如何跟盖瑞一起打坐。提起盖瑞，他充满敬意，那是极少见的。他信喇嘛教显然受到盖瑞的影响，但也作了必要的修正——喇嘛教还是比佛教来得“野”点儿。
盖瑞信佛教是知识分子式的，重实质而不重形式，而且兼收并蓄，绝不极端。他告诉我，他年轻时也曾为马克思主义着迷，至今认为某些部分还是有道理的。我问他是否有意把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不，”他坚决地说，“佛教远比马克思主义智慧得多。”接着他谈起，“先锋”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而这个概念在发生变化。起初“先锋”是指工人阶级；到了中国指的是农民，得靠他们夺取政权；六十年代又转成学生，好让他们造反；最后法国的哲学家们实在按捺不住寂寞，“先锋”就成了他们自己。
盖瑞在这里的英文系教写作，每年只教一个学期，总是安排在春天。他每星期二开车过来，在城里的小旅馆住三宿。他是个大忙人，除了教书，参加系里会议，为学校安排诗歌朗诵会，还有众多的朋友、同事、学生、徒弟、诗迷、记者等着见他。忙里偷闲，我们有时聚在一起吃顿饭。这顿饭得在他排得满满的小记事本上挤出一道缝来。我们常去的一家法国式餐馆叫“索嘎”(Soga's)，乍听起来像日本脏话。其实那里环境幽雅，客人都按法国贵族标准，压低嗓门。
盖瑞有一种让人心平气和的本事。他的眼神，他的声音，似乎在引导你，跟随他前往一个超越人间烦恼的去处。但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盖瑞表面的平静下，必有一种疯狂，只要看看他的婚姻就知道了。盖瑞结了三次婚，第一个妻子是美国白人，生了两个儿子。后面两位都是日本人。不过现在的夫人卡柔在美国已是第三代，她的祖父把日本的稻米和血统一起引进加州。他们还领养了一个朝鲜女孩，和我的女儿同岁。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对美国诗歌史是个转折点。在艾伦和盖瑞等人筹划下，他们在旧金山的一家画廊举办了首次朗诵会，此后朗诵在美国蔚然成风。按盖瑞的说法：“……刚开始，他们乌鸦般地从天上降落到咖啡馆，然后才渐渐被大学所接受。”次年，盖瑞去了日本，“垮掉一代”鼎盛时期的活动他大都没赶上。他曾否认自己是其中一员。待多年后他从日本回来，给正垮掉的“垮掉一代”带来了精神食粮。
盖瑞自己的精神食粮除了佛教和东方文化以外，也包括印第安神话。在他看来，人们并未真正发现美洲。他们像入侵的流寇，占据了这块土地，却根本不了解它，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面对美国主流文化，他提倡一种亚文化群，反对垄断，重视交流，回归自然。按他的说法，亚文化群深深地植根于四万年的人类历史中，而腐朽的文明只是一种病态的幻象。他的诗集《龟岛》(Turtle Island)的题目，就是印第安人对美国的最早的称呼，他以重新命名的方式抹掉政治疆界，让人们看到本土的面貌，看到山河草木的暗示。他的《龟岛》获一九七五年普利策奖，这是反学院派诗人第一次得到这个由学院派控制的奖金。
一九九七年对盖瑞是个坏年头。艾伦的死对他是个沉重打击；卡柔病情加重，夏天得到华盛顿做第二次手术。我们约好，待卡柔身体复原，我开车上山去他家做客。这是个很渺茫的承诺，但我们每个人都会珍藏它。这承诺已存在了四万年。
盖瑞请我到他的写作课上去讲讲。他告诉我，只要天气许可，他的课几乎都在户外。我们来到戴维斯(Davis)植物园的一片草坪上，同学们把两张野餐桌并起来。那形式有点儿像野餐，不过吃的是诗。盖瑞坐在中间，他问谁最近写了诗。大家互相看看，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子举起手，开始背诵，声音有点儿紧张。一首情诗，关于爱人的眼睛。盖瑞闭眼倾听，他请女孩子再背一遍。她得到鼓励，深吸了口气，这回声音舒展，很动情。盖瑞点点头，作了简短的评论。然后轮到我。
对于教写作，盖瑞倾向于一种东方式的师徒传授关系。如果那位师傅恰好是大学教授，徒弟算是找对门了。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学生是带着这种东方式的隐秘冲动来拜师的，我怀疑。大学就是大学，按艾伦•金斯堡的极端说法，大学的功能只是在“编目录”。盖瑞对我说：“当然，灵感在大学里是不能教的。”他宁可让学生们夏天跟他进山干活，获得灵感。
盖瑞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深深的皱纹基本上是纵向的，那是烈日暴雨雕刻成的。若不笑，给人的印象多半是严厉的。但他很爱笑，笑把那些纵向皱纹勾联起来，像个慈祥的祖父。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似乎有意遮住其中的光亮，那眼睛是用来眺望的，属于水手和守林员。
他和艾伦的性格正好相反。艾伦疯狂、任性、好动，像火；盖瑞沉静、宽容、睿智，像水。按理说，水火不相容，但他们俩却成了最好的朋友，友谊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盖瑞跟我讲起他和艾伦的头一次见面。那是五十年代初，在伯克利校园的自行车铺，他正在打气，艾伦走过来，作自我介绍。算起来，那时他们才不过二十出头，震撼美国的“垮掉一代”运动还没有开始。
盖瑞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大学混了一年，他作为水手出海了。上岸后，他在西北山区当守林员。再下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东方文学，翻译寒山的诗。然后随寒山一起去日本，一住就是十几年，其中出家三年，削发为僧。最后师父让他致力于佛经翻译，于是还俗。也幸亏还了俗，美国诗歌才获得新的声部，环境保护运动才找到它的重要代言人。他回到美国后，在北加州的山区定居。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他和艾伦时，他给我看他和朋友们在山上自己动手盖房子的照片。那次见面是秘密的，大概由于我神经紧张而引起错觉，照片上的房子和人都是歪斜的。我当时掠过一个念头：他们准是疯了。
从去年春天起，我一直盘算着去山上朝拜他的这座“庙”，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开始“疯”的。但阴错阳差，未能成行。去年年底，他的日本妻子卡柔又查出癌症，实在不便打扰。据盖瑞描述，他的“庙”和一般的美国农舍相比，除了禅堂，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不拒绝现代技术，家里有煤气，有电视，有电话电传，甚至还有电脑网络，不过他们的厕所是原始的。他讲起一对夫妇做客的故事。那来自文明世界的妻子，突然从原始的厕所里蹿出来，惊呼：“里面有蜘蛛!”她在那儿完全不能进行必要的循环。她问盖瑞，最近的一家带冲水设备的厕所在哪儿？盖瑞告诉她有三十英里，在一个加油站。于是他们开车六十英里，去文明世界上厕所。
不知艾伦是怎么被说动的，也在盖瑞家附近买了块地。那个因现代文明发疯的诗人，绝不可能搬到文明世界以外来，那样只能加重他的病。艾伦跟我提起过这块地，说他将来要在上面盖房子，请朋友来玩。他试着用自己的声调讲盖瑞的故事。对他来说，那恐怕是一种投资，至少是对友谊的投资。在汉城，他讲起如何跟盖瑞一起打坐。提起盖瑞，他充满敬意，那是极少见的。他信喇嘛教显然受到盖瑞的影响，但也作了必要的修正——喇嘛教还是比佛教来得“野”点儿。
盖瑞信佛教是知识分子式的，重实质而不重形式，而且兼收并蓄，绝不极端。他告诉我，他年轻时也曾为马克思主义着迷，至今认为某些部分还是有道理的。我问他是否有意把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不，”他坚决地说，“佛教远比马克思主义智慧得多。”接着他谈起，“先锋”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而这个概念在发生变化。起初“先锋”是指工人阶级；到了中国指的是农民，得靠他们夺取政权；六十年代又转成学生，好让他们造反；最后法国的哲学家们实在按捺不住寂寞，“先锋”就成了他们自己。
盖瑞在这里的英文系教写作，每年只教一个学期，总是安排在春天。他每星期二开车过来，在城里的小旅馆住三宿。他是个大忙人，除了教书，参加系里会议，为学校安排诗歌朗诵会，还有众多的朋友、同事、学生、徒弟、诗迷、记者等着见他。忙里偷闲，我们有时聚在一起吃顿饭。这顿饭得在他排得满满的小记事本上挤出一道缝来。我们常去的一家法国式餐馆叫“索嘎”(Soga's)，乍听起来像日本脏话。其实那里环境幽雅，客人都按法国贵族标准，压低嗓门。
盖瑞有一种让人心平气和的本事。他的眼神，他的声音，似乎在引导你，跟随他前往一个超越人间烦恼的去处。但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盖瑞表面的平静下，必有一种疯狂，只要看看他的婚姻就知道了。盖瑞结了三次婚，第一个妻子是美国白人，生了两个儿子。后面两位都是日本人。不过现在的夫人卡柔在美国已是第三代，她的祖父把日本的稻米和血统一起引进加州。他们还领养了一个朝鲜女孩，和我的女儿同岁。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对美国诗歌史是个转折点。在艾伦和盖瑞等人筹划下，他们在旧金山的一家画廊举办了首次朗诵会，此后朗诵在美国蔚然成风。按盖瑞的说法：“……刚开始，他们乌鸦般地从天上降落到咖啡馆，然后才渐渐被大学所接受。”次年，盖瑞去了日本，“垮掉一代”鼎盛时期的活动他大都没赶上。他曾否认自己是其中一员。待多年后他从日本回来，给正垮掉的“垮掉一代”带来了精神食粮。
盖瑞自己的精神食粮除了佛教和东方文化以外，也包括印第安神话。在他看来，人们并未真正发现美洲。他们像入侵的流寇，占据了这块土地，却根本不了解它，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面对美国主流文化，他提倡一种亚文化群，反对垄断，重视交流，回归自然。按他的说法，亚文化群深深地植根于四万年的人类历史中，而腐朽的文明只是一种病态的幻象。他的诗集《龟岛》(Turtle Island)的题目，就是印第安人对美国的最早的称呼，他以重新命名的方式抹掉政治疆界，让人们看到本土的面貌，看到山河草木的暗示。他的《龟岛》获一九七五年普利策奖，这是反学院派诗人第一次得到这个由学院派控制的奖金。
一九九七年对盖瑞是个坏年头。艾伦的死对他是个沉重打击；卡柔病情加重，夏天得到华盛顿做第二次手术。我们约好，待卡柔身体复原，我开车上山去他家做客。这是个很渺茫的承诺，但我们每个人都会珍藏它。这承诺已存在了四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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